| 法治周末记者 潘琦
黄浦江上的死猪之多已经足够让人惊讶。但更令人费解的是，漂流死猪现象，其实早已不是新闻，且在全国多地上演。如何堵住养殖场流出的死猪，现实中被打折扣的制度，以及存有漏洞的监管都应深刻反思
关注度：死猪战胜了雾霾。
进入3月，上海市民突然惊讶地发现，大量死猪正漂流在黄浦江的水面上。消息一出，迅速引爆了网络。不只是上海人，全国人民都将注意力从雾霾缭绕的北京转到了上海。
人们发现，不只死猪们在黄浦江中的漂流行动令人印象深刻，“死猪漂流队”的规模更是超乎想象——随着打捞工作的陆续展开，捞出死猪的数字直线上升，从最初的几十头，迅速发展到几千头。
事实上，这并非是黄浦江上第一次出现死猪。
据上海市容环卫水上管理处处长朱锦介绍，黄浦江死猪十多年来一直未断，每年春夏之交、夏秋之交均是高发期。
而随着媒体的持续跟进，多地被曝出同样存在“死猪漂流”的情况：不只是被怀疑为黄浦江死猪源头的浙江嘉兴，连远在中部的陕西咸阳以及南部的广东鹤山也不能幸免。
鉴于上述问题，3月13日，农业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加强动物疫病防控、监督做好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严格落实生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经费并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于是乎，一场死猪的“奇幻漂流”正在逐渐转化成一次新的契机……
死猪多地长期漂流
和许多热点事件一样，如果不是网友微博爆料，有些死猪或许会漂的更久一些。
据新民网报道，3月7日，网友“@少林寺[微博]的猪1986”在微博上发布了关于黄浦江中死猪的照片。照片显示，大量死猪或是伴随着垃圾漂浮在水面上，或是搁浅在河边的乱石堆中，其中仅一幅照片中就至少出现了7头死猪。
“这就是我们喝的水，江里到处可见动物的尸体，附近恶臭连连。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网友“@少林寺的猪1986”在微博中说。
随后闻风而动的媒体进行了实地调查并进行了报道。报道中还提道：“由于浸泡在水中的时间已较长，死猪个个涨得像皮球那样，有几只已腐烂得连内脏都翻露在外。岸堤上，死猪因暴晒高温，散发出的恶臭令人作呕。”
3月8日，上海市松江区有关方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3月5日起陆续有人发现河道内出现死猪，相关部门组织人员进行了打捞，从3月5日至8日，共打捞死猪45头。
然而一天之后，这个数字迅速上升为900多头。3月9日下午，上海市政府召集有关部门召开现场会议，要求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处置漂浮死猪：一方面，继续抓紧打捞死猪，防止水质污染并做好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一方面，根据死猪耳标，调查死猪来源。
3月11日，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部门对松江水域收集的部分生猪耳标进行了信息核查，初步确定这些死猪主要来自邻近的浙江省嘉兴地区。
而随着打捞工作的持续展开，每日打捞死猪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变化： 3月13日，685头；3月14日，944头；3月15日，809头；3月16日，611头；3月17日，495头……
这仍不是最终数字，还有数量不明的死猪依旧在等待打捞。不过，这个数字已经足够令人惊讶。
无独有偶，随着上海死猪漂流事件的曝光，国内多地死猪漂流事件也开始浮出水面。
3月13日，陕西咸阳渭河沿岸传出漂浮死猪的消息。有媒体这样描述在渭河岸边见到的死猪：“从外观看来，有的死猪已经发青发绿，身上还布满苔藓，有的皮肤已经腐烂，肌肉的纹理暴露在外。”
据当地有关部门初步判断，猪死亡的时间均超过72小时，尸体高度腐烂，而死猪来源及疫情检测情况尚不明确。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广东鹤山昆南河成为死猪“水葬地”的消息也见诸报端。
据《羊城晚报》报道，鹤山市雅瑶镇昆南河小江村段一年四季几乎天天都漂浮有死猪，而且数量很大，整个村子臭不可闻，村民快受不了了。
据村民们讲，昆南河几乎被沿岸的养猪场老板们当成了死猪处理场，单单是他们村前的河段，一年就可能冲来上百头死猪。更有村民表示，许多装死猪的塑料(10605,20.00,0.19%)袋里面被加了石头，因此漂浮在河面上的死猪可能只是少数，更多的死猪或许已经沉底。
无地葬猪的养殖困境
对于昆南河中死猪的来源，小江村一位姓李的村民表示，自己在当地给多家养猪场的老板打过工，对那些老板们的所作所为可谓一清二楚。
据其讲，一般情况下，如果养猪场的老板发现自己的猪病死了，如果病情不重，老板会先给猪放血然后当成健康猪割肉卖给市场；而一旦病猪能够让人看出破绽，就会被直接扔进旁边的河流里。
“这里的养猪场老板们压根儿就没有花钱去修无害化处理池、建焚烧池。不偷偷扔掉难道还等卫生局、畜牧局上门来找他的麻烦？”
该村民表示，之所以偷偷扔死猪，就是担心猪场的疫情被畜牧局等单位知道，到时候整个猪场受到感染的猪可能都会被处理掉，最后将带来很大的损失。
据了解，江门作为广东主要生猪输出大市，至今未建死猪无害化处理池和焚烧场。
江门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许均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江门在去年的时候根据省里的要求初步规划在下辖各区县建立死猪无害化处理池，但政府当年派人去中山珠海考察一番后发现费用惊人，一年下来要上千万，之后此事再也无下文。
相比之下，浙江嘉兴在死猪无害化处理池建设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作为华东地区最大的肉猪供应基地，嘉兴目前每年向长三角地区供应生猪450多万头。
自2009年开始，嘉兴开始推广死猪无害化处理池，目前共有600多个无害化处理点。以新丰镇为例，从2010年开始，该镇设有112个无害化处理池，其中村里建40个，养殖大户出钱建72个。
不过，如此数量的处理池似乎仍不能满足需求。由于无害化处理池主要通过厌氧发酵技术处理死猪，一头猪的处理周期在一年左右。处理周期过长，已导致当地不少无害化处理池“猪满为患”。
中新网记者在新丰镇竹林村采访时就发现，该村一无公害处理点贴出告示——“病死猪处理池已满”。而在该处理点靠近路边的入池口，还有两只蛇皮袋，内装数只死亡乳猪。
“死猪不能随便倒，要罚款的，但池子满了很久了，只能这么放着，村里会有人来收的。”当地一名养猪户说。
不过，容量已满的无害化处理池显然也为不法分子留下了犯罪空间。近日，嘉兴当地公安就查抓了一个“捡”死猪的。当地村民也表示，当地曾有人收购死猪病猪，这些猪流向了肉制品厂。
据了解，一头猪养到大，不算人工和时间，成本至少在150元以上。但现在的收购价行情是每头200斤左右的猪只卖到600多元钱。有猪农说，现在卖猪基本都亏本。而以前，一些非法经销商收购病死猪，个别猪农还可以以此“卖点小钱”。
嘉兴新丰镇的一名工作人员也透露，今年发现的死猪数量骤增，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地下产业”的消失。
“说白了，以前50斤以上的死猪都是在餐桌上的，但去年以来在这方面加大了打击力度，几个相关犯罪团伙连续被捣毁，所以现在多出这么多(死猪)是正常的。”
死猪产业链由明转暗
2012年11月嘉兴宣判的一宗涉及17名被告人的案件，或许可以揭开死猪产业链的冰山一角。
据悉，从2008年开始，嘉兴市凤桥镇三星[微博]村村民董国权、陈雪忠、姚建平合伙在董国权家中设立非法屠宰场。随后，董国权等3人纠集多人为非法屠宰场收购死猪，并加工、销售死猪肉。而流入屠宰场的死猪，多来自于南湖区凤桥镇、新丰镇等地养猪户。
和董国权类似，江苏无锡的丁伯全主导着另一条死猪产业链。
据无锡市天鹏食品城某肉制品摊位业主唐小平说，丁伯全长期在无锡江阴、惠山和常州武进等地活动，已经作出了“名气”，人称“老伯”。不少养猪户都有他的电话，一旦家中有死猪或者兽医医不了的病猪，就打电话给“老伯”让他来拿货。
丁伯全处于整个产业链的最顶端。作为一级收购商，他从生猪养殖户处收购病死猪，并进行屠宰加工；然后将加工后的死猪肉出售给唐小平等二级收购商；再经唐小平之手出售给集贸市场的商户或餐饮企业。
从唐小平处多次购买病死猪肉的摊贩徐忠民说：“他家的猪肉肋排又小又薄，一看就知道这是小猪的肋排。而小猪是明令禁止屠宰的，这猪肉来源肯定有问题。”
但明知有“猫儿腻”，但徐忠民却几乎每天要以每斤11.5元的价格买走20多斤死猪肋排，正常的进货价格则是每斤16元。促使这些摊贩铤而走险的，正是死猪肉买卖背后的“利润加法”。
据了解，丁从养殖户手中购得病死猪肉的价格在每斤1.5元至1.9元或每头20多元不等。私自屠宰后，视猪的大小及健康状况，又以每斤5元的价格出售给市场批发商，随后又被以7.5元到11.5元不等的价格销售给摊贩，而销售给市民的价格则以市场价卖出。
事实上，普通市民很难分辨出这些死猪肉。据一名涉案摊贩讲，死猪肉和普通猪肉混在一起放在案板上，几乎看不出区别，顾客很难辨识。其中有些病死猪肉还被制成肉糜、肉丸出售，消费者就更难分辨肉质好坏。
死猪肉带来的危害更不容小视。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这批猪检验结果为：含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奇异变形杆菌、B群沙门氏菌等有害病菌，消费者食用后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面对暴利，丁伯全们的生意越做越大。据无锡检方透露，仅在2011年1月到2012年2月期间，丁伯全向唐小平销售的病死猪肉达就4吨，而唐小平只是丁伯全的多个下家之一。
而据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核查，在董国权等人被捕前，即2009年1月至2011年11月期间，他们所在非法屠宰场共屠宰死猪7.7万余头，销售金额累计达865万余元。
2012年11月，嘉兴中院对董国权等3人判处无期徒刑，另有14人分获不同刑期刑罚。此案在当地引起轰动，3个无期徒刑，震慑了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同时也扼断了死猪回收加工的流通链条。
“自从他们被抓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光明正大来收死猪了。”有养猪户这样表示。不过，并没有人敢说，病死猪地下产业链已经完全杜绝。
制度与监管打折扣
虽然病死猪处理乱象丛生，但事实上，国家对于病死猪处理制定了相应的法规。
按相关照规定，养殖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现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生猪，都应在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监督下做无害化处理，无法做无害化处理的要一律销毁，严格禁止生产经营病死猪肉，严格禁止流入食用环节。
不仅如此，甚至连具体的实施都有着详细的规范。比如，《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就对包括病死猪在内的病害动物的运送、销毁和无害化处理做了具体的规定。
以销毁为例，主要有焚毁和掩埋两种方式。其中掩埋，就有着包括掩埋地点应远离学校、公共场所、居民住宅区、村庄、动物饲养和屠宰场所、饮用水源地、河流等地区等在内的5条具体要求。
不过，对于很多分散的个体养殖户来说，按照规程处理无疑是非常耗费时间和金钱的事情。而一扔了之甚至低价出售病死猪，不仅可以避免增加成本，甚至可以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
2011年，农业部、财政部共同下达了《关于做好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补助相关工作的通知》，规定对病死猪进行无公害化处理可领取80元每头的补贴，以鼓励养殖户对病死猪的无公害化处理，但效果似乎打了折扣。
补贴“不好拿”成为不少养殖户的体会。
“按规定要想获得这80元补贴，首先是致电给动物防疫部门，在动物防疫人员现场监督下将动物尸体焚烧或者深埋。”有养殖户表示，一般死猪深埋需要2米深的坑，非常费力和费时，多数养殖户也不愿意做。除此之外，焚烧所需的汽油和柴火都需养殖户准备。
除了嫌无害化处理麻烦外，申请补助手续繁多、补助金发放周期较长、以及各地实际实施情况有别也导致许多养殖户并不能如数拿到这笔补贴。广东韶关的一位养殖户直言：“死猪补贴连‘猪毛’都补不了！”
一方面养殖户缺乏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动力，另一方面，监管的缺位也成为导致病死猪处理乱象的一大因素。
比如，前述无锡一案中被另案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的江阴市申港镇兽医站站长肖某，发挥了“牵线搭桥”的作用，被江阴市检察机关查办。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监管环节依然存在腐败漏洞。
此外，不论是前述的广东江门还是浙江嘉兴，相关方面都承认对于乱扔死猪入水的情况无力实时监控。许均喜更表示，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下面的畜牧站发动宣传，要求各地养猪场自己修建无害化处理池处理死猪，并在乱扔死猪事发后派遣工作人员着手进行清理。
许均喜说，目前国家法律并没有说不建造无害化处理池就不能开办养猪场。他认为，除非国家出台严厉的法律条款，规定养猪场必须建造无害化处理池，否则扔病死猪的现象很难杜绝。
而在竹林村经销商金明看来，“如果要彻底根绝‘扔猪下水’，必须有偿鼓励‘回购死猪’。比方说回购死猪奖励10元，我想村子里的老头老太们肯定喜欢做这个事情，没什么不好的。”他提出这样想法的根据是，既然养猪会污染环境，也必须奖励保护环境的积极措施。
还有一种声音认为，由于散户太多，政府根本无法管理。沈云明也介绍说，新丰镇出栏生猪万头以上的养猪企业只有5家，只有他们注册了公司，其他全部为散养，几头到几百头不等。
“因为土地政策，这里无法实现集约化生猪养殖。”沈云明说，集约化养猪或能较好实现良好管理。但因为按照国家土地法，不可以随意在土地上建猪栏。他们曾经设想撤掉小的养猪户猪栏，改变为耕地，然后划一块土地集中养殖，但是这增加了农户的成本，也因无法改变土地性质而搁浅。
目前，新丰镇开始着手“缩减规模、提高质量”。他们不仅计划消减猪舍规模，更设置了“猪舍控制区”，即距离民舍和河道一定距离内，不得从事养猪业。 |